没钱炒股票怎么办 迈向治理共同体形态的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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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德福

《中国式社区》 王德福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高密度居住

高密度居住空间是我们这个人口大国的必然选择，以尽可能利用有限的土地承载更多人口。高密度居住带来的问题，可以归结为“拥挤效应”。现代大城市的拥挤已成为常态，拥挤已成为“城市病”的代名词。而从居住区来看，拥挤意味着上下班时的电梯拥堵，意味着小区公用设施更高的使用强度，意味着频繁忍受他人行为带来的负外部性。拥挤对人们心理与行为的另一个重要影响是，它进一步强化了人们对居住和家庭生活的私密性、舒适性的需求。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在小区内的社交需求会降到最低，陌生他者的介入往往会变成不礼貌的侵扰，群体的陌生化会放大这种拥挤效应。

在一个熟人社会中，人际互动预期长久且稳定，人们对社会支持的需要又会强化地缘关系的重要性，亲密交往的功能需要会在一定程度上替代私密生活的需要。在一个由陌生人组成的社会空间中，无论是交往预期还是社会支持需要都大为弱化，而人们对生活私密性和自由性的需要则会压倒对亲密的地缘交往的需要，亲密交往则更多安排在居住空间之外的城市公共空间中，通过血缘、业缘关系来实现。在一个拥挤的熟人社会中，人们基于长久的交往预期和社会支持的需要，会对生活交集中的接触与摩擦有更高的耐受度，个人行为也会更多考虑到机会成本问题，社会舆论、群体制裁才会成为可能。而在拥挤的陌生人社会中，这种耐受度会显著降低，机会主义行为的成本更低，人们往往更容易走极端，要么自我而冷漠，关起门来过日子，要么暴躁而容易冲动。

复杂邻里关系

高密度居住带来的另一个典型问题是复杂邻里。邻里关系也就是地缘关系。中国人常讲“远亲不如近邻”，这是对集体生存经验的总结，意思是邻里关系是最便利的社会支持网，可以帮我们应对生活中的不确定性。

在流动性极低的乡土社会中，地缘关系具有先赋性和不可选择性，社会交往必须在给定的地缘关系网中展开，人们就倾向于维护这种关系。随着社会流动增加，地缘关系最先受到冲击，其可选择性渐渐凸显出来。在城市社会中，地缘关系在人们社会支持网中的作用趋于边缘化，亲缘、业缘与趣缘关系更为重要。在这种情况下，大型集合式空间与高密度居住形式，共同塑造了陌生人社会邻里关系的特点，我称之为“复杂邻里”。它具有“一低两高”三层内涵。一是社会关联度低。人们对地缘关系的社会支持需要弱，社会交往频次少，且有限的交往也大多只是单一交往，彼此的社会关联程度比较低。二是生活关联度高。一方面，日常生活中共同使用小区共用设施、设备和公共空间时，必然会发生互动和相互影响；另一方面，居家生活时也会受到邻居的影响。也就是说，日常生活中邻里之间不得不产生相互影响。三是关系脆弱性高。即邻里关系很容易因为利益分歧和冲突而破裂。

从熟人社会到弱关系新型邻里社群

我将“社会学的社区”——居住小区称为“自然社区”。“自然”的意思是社会客观存在，“自然社区”与“自然村”的说法类似，但又与其存在根本差别。中国式社区是集合建筑+围合空间+高密度居住形成的大规模陌生人社群，其社会认同度和整合度都比较低，是一个社会成员连弱关系都远未广泛结成的基层社会实体，远远无法同自然村落建立在强关系整合基础上的成熟的熟人社会相比。

许多人的思路是通过打造熟人社区来推动自然社区的有效治理。我的思路是颠倒过来的，即通过有效治理来推动自然社区邻里社群的发育。我以为，自然社区面临的真正挑战是陌生人社群的合作问题，陌生人社群只有合作起来，形成有效的业主自治，才能形成良好的小区治理局面。实际上，现在绝大多数自然社区正处于“社会失灵”状态。随着居住小区大面积地进入老化期，自然老化叠加社会失灵后便出现了被称为“中国式社区衰败”的局面。中国式社区的前途，是同时解决建制社区的组织悬浮问题与自然社区的社会失灵问题，形成二者有机融合的治理共同体。也就是说，将来的社区可能既不是自然社区基础上的社会生活共同体，也不是建制社区层次上的正式治理体系，而是二者的融合产物：治理共同体形态的社区。

（作者为武汉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没钱炒股票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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